“即涂鴉也作法書論”周作人的對聯

2019-08-19 14:38
來源: 作者:曹鵬字號T|T轉發打印

周作人《知堂回想錄》

俞平伯

《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》

《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》

獲贈校稿原件影印

周作人的《知堂回想錄》精裝本新近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,校勘者五度先生贈我一冊,展讀不勝歡忭。我最早看《知堂回想錄》的時間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,當時家母在圖書館工作,近水樓臺先得月,家父床頭總是有借來的新書,我蹭著讀,其中就有這么一本書。雖然不能完全看懂,但周作人平實的文字,很容易讓人入戲。后來大陸翻印過幾個版本,我手頭有群眾出版社的,查扉頁上我寫的字,從2004年到2016年,我至少重讀過四五次,當然不見得從頭讀到尾。五度兄是知堂專家,據他說大陸的各個版本排印編輯差錯都很多,連最近印行較廣的版本,也有近千處問題,這與我的閱讀體驗基本一致,以群眾出版社的版本為例,就有很多差錯不可原諒。五度兄多年前經手校勘過國內某一版本,蒙他錯愛,還將校稿原件裝訂四冊題簽贈給我,我翻閱時對比正誤以及他的批語,獲教良多。牛津版既是精裝,又是正體字直排,編校精致,讀起來當然就不同,可以說是享受。這次讀《知堂回想錄》,特別注意到了一些對聯材料。

周作人與其兄魯迅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,白話文文學的主將,兩人一奶同胞,在文化背景知識結構以及家教上有相當多的共同之處,如魯迅和周作人都反感中國傳統戲曲特別是京劇,發表過一些尖刻諷刺言論,根源何在?周作人在1926年7月28日給劉半農的信里說:“我也時常記起祖父的家訓里‘有用精神為下賤戲子所耗’之誡”(《周作人書信》第64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)。原來是周家祖父反對子孫看戲,使得周氏兄弟終生對京戲有敵意。魯迅的對聯作品數量很少,相比而言,周作人的對聯作品要多一些,這也是因為魯迅活了五十五歲,周作人活到了八十歲,在人生的后半場,周作人僅僅是為朋友同事作的挽聯,數量也是相當可觀。

周作人的朋友圈主要在北京的教育界、文化界與報刊出版界,《知堂回想錄》有“卯字號的名人”“北大感舊錄”等篇,與此前寫的《紅樓內外》,回憶了若干在執筆時已去世的北京大學同事,如蔡元培、陳獨秀、李大釗等人,基本上也都是構成文學史、學術史乃至思想史、政治史的人物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張中行以《負暄瑣話》一舉成名,細考源流,還是走其老師周作人的路子,只不過周作人寫的都是同事的平等視角,而張中行則是師生的仰視視角。

1934年,北大教授劉半農博士病逝,周作人撰寫挽聯:

十七年爾汝舊交,追憶還從卯字號

廿余日馳驅大漠,歸來竟作丁令威

上聯說的是兩人多年交情不一般,下句道的是劉半農去綏遠學術考察病逝。

1935年,北大教授黃節病逝,周作人撰一挽聯:

如此江山,漸將日暮途窮,不堪追憶索常侍

及今歸去,等是風流云散,差幸免作顧亭林

“附以小注云,近來先生常用一印云,‘如此江山’,又在北京大學講亭林詩,感念古昔,常對諸生慨然言之。”

1935年,北大教授馬隅卿在課堂腦出血去世,周作人送了挽聯:

月夜看燈才一夢

雨窗攲枕更何人

上聯所言為馬教授去世前一天是上元節還在看燈,下聯所言指馬隅卿曾得話本二冊題曰《雨窗集》《攲枕集》,從對聯字面上看倒也是平常意思,不過接著周作人寫了一句很動感情的話:“中年以后喪朋友是很可悲的事,有如古書,少一部就少一部。”

1937年,北大教授孟心史病逝,周作人在《紅樓內外》中說:“我曾撰了一副挽聯,文曰,‘野記偏多言外意,新詩應有井中函’,因字數太少不好寫,又找不到人代寫,亦不果用。”上聯說的是孟心史的《心史叢刊》搜集零碎材料多所發明,下聯是孟森在協和醫院住院時周作人去探視,孟示之以日記中新寫的詩多感憤語,因為其時華北淪陷了,這也是周作人找不到人代寫挽聯的主要原因。周作人此文也老實說明了他的挽聯平常是找人代寫的。

錢玄同與魯迅周作人兄弟的交情都很好,1939年錢玄同病逝,周作人極其悲痛,“二十一日同內人到錢宅一致吊唁,并送去挽聯一副,系我自己所寫,其詞曰:

戲語竟成真,何日得見道山記

同游今散盡,無人共話小川町

這副挽聯上本來撰有小注,臨時卻沒有寫上去。上聯注云,‘前屢傳君歸道山,曾戲語之曰,道山何在,無人能說,君既曾游,大可作記以示來者。君歿之前二日有信來,覆信中又復提及,唯寄到時君已不及見矣。’下聯注云,‘余識君在戊申歲,其時尚號德潛,共從太炎先生聽講《說文解字》,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報社。同學中龔寶銓朱宗萊家樹人均先歿,朱希祖許壽裳現在川陜,留北平者唯余與玄同而已。每來談常及爾時出入民報社之人物,竊有開天遺事之感,今并此絕響矣。’挽聯共作四副,此系最后之一,取其尚不離題,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,不能用也。”

為亡友撰了四副對聯選擇一副,自己親手書寫(顯然是說別的挽聯就未必是他親筆書寫),而且有如此長篇大論的注,挽錢玄同聯是周作人所作對聯中最為用心的一例。

周作人古典詩文功底扎實,舊體詩寫得很到家,白話詩也寫得很好。他的對聯有一個特點,早期的時有半文半白,隨著年齡增長反而文字越來越古意盎然,至其晚年所作對聯,千錘百煉,不讓清代名家。

1926年“三一八慘案”也即魯迅名篇《記念劉和珍君》所寫的事件,周作人也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抨擊政府屠殺學生,兄弟二人同仇敵愾。他在《死法》一文中寫道:“三月十八日中法大學生胡錫爵君在執政府被害,學校里開追悼會的時候,我送去一副對聯,文曰:

什么世界,還講愛國?

如此死法,抵得成仙!”

他還有一篇《關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》,有如下的記述,“二十五日女師大開追悼會,我胡亂作了副挽聯送去,文曰:

死了倒也罷了,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依閭,親朋盼信

活著又怎么著,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,彈雨淋頭

殉難者全體追悼會是在二十三日,我在傍晚才知道,也作了一聯:

赤化赤化,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里誣陷

白死白死,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。”

周作人與俞平伯師生過從甚密,切磋交流通信頻繁,雖同在北京因為當年沒有電話還是通過郵局寄信聯絡。1930年10月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,“不佞忽想到出聯,其詞曰,‘十九年后十月十日又是八月十九’,對則無有,恐須數十年之后或有佳對,當被人收入《楹聯叢話》若干續中也。”周作人因為“雙十節”而一時興起出了上聯,他肯定想不到十九年后“雙十節”就在大陸消失了,他預期數十年后的佳對,大概永遠沒有下文了。雖然如此,也不影響這一出聯被收入《楹聯叢話》若干續中。

顯然周作人引起了俞平伯求他寫對聯的興致,1930年10月1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,“囑寫楹聯,甚感困難,唯既不能免,不如早點交卷(此考試時成績不佳者之心理,今未免效顰),附上乞察閱,實在不成字,容將來學好后再為寫換耳(晚間所寫,恐墨太淡)。”并附言說:“所用紙亦算是舊紙,而頗粗,恐非書畫用者,不過于不佞已甚好,且裱后看去亦尚不惡。”周作人習慣于說自己寫不好字,但是這封信里說他“將來學好后再為寫換”,似乎終生也未能兌現,沒有文字證據顯示周作人后來認真學過書法。周作人的挽聯多,其他對聯寫得少,不過非挽聯都是他親筆所寫,都是無法推脫的關系,所以更珍貴。

鮑耀明編的《周作人晚年書信》厚厚一大冊,是周作人最后幾年與香港鮑耀明的通信記錄。在特殊時代,周作人需要香港朋友以及日本同行與朋友接濟食物與讀物,所能用來酬謝的除了藏書、代求刻印章等等以外,主要是寫條幅抄錄詩作。顯然,在當時的條件下,兩人的關系到了鮑耀明提出請周作人寫什么、周作人都會答應的份兒上,因為連鮑耀明反復提出要看周作人在抗戰時期的日記,周作人雖然不情愿卻最后也答應了。但是通信中沒有鮑耀明個人求周作人寫對聯的記錄,即使鮑耀明代日本友人轉求周作人書法,也未見有點名要對聯的,都是求他寫詩尤其是自壽詩。

《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》也是煌煌巨冊,二人通信從1936年起,至1964年止,周作人寫了一百二十三封信,還有十通明信片,內容主要是為松枝茂夫翻譯自己的書進行注解答問,另外就是請松枝茂夫代購日本書籍,在書里所影印周作人最后一封信手跡中,周作人說:“酒井君處祈為致意,別封寄上拙書并乞轉交,本不能書,老病之余更不成樣子了。又一紙系寫近作打油詩八十自笑,謹以呈教。”不知道為酒井所書是什么體裁,周作人寫給松枝茂夫的是小小一紙詩箋,署名知堂,下鈐“知堂八十歲以后作”白文印,這是周作人給松枝茂夫的贈別禮物。我對日本文化幾乎一無所知,不了解對聯在日本的情況,從影視劇的畫面看,似乎日本傳統居室沒有對聯的位置。

1950年11月7日,周作人在上海《亦報》發表一篇短文《成語對聯》,就我所見,這也是他唯一一篇以對聯為題目的文章,他說:“在世界上對聯這東西只有中國才有,而對聯做得最好的自然要推中國的士大夫了,雖然清初裘君弘說山東一路飯鋪有些門對,如‘包如玉兔盤中坐,面似銀龍碗中游’,也很堂皇,但講究起來總不及翰林出身的曾剃頭王壬秋之流了。”語氣中對對聯還是不當回事的,這是他作為白話文運動老將在所難免的姿態。

雖然沒有在對聯上特別用功,可是周作人的對聯卻不失為可以傳世的佳作。

1927年秋天俞平伯以發箋求老師周作人書寫陶淵明詩,周作人回信道:“如明知我的涂鴉,而愿犧牲一條發箋讓我涂抹,那當然無所不可”,(《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》第42頁 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版),俞平伯1927年9月28日發函催促時說“即涂鴉也作法書論”,這句話其實蠻適合用來說周作人的字。文學成就到了一定境界,學問事業到了一定層次,其人必然青史留名,其字無論工拙都會有人珍惜愛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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